当前存贷汇、债券交易等传统业务合规稳健，与改革开放初期金融业存在的账外经营、挪用客户资金、乱集资等混乱局面已不可同日而语，金融业已发展到了更高层次的市场准入，以及更广泛参与国际国内金融市场的阶段。

从这一法令中，我们今天也知道，1谢克尔的银可以购买180谢克尔的铜或360谢克尔的羊毛。在市场交换和交易极为发达的现代社会中，货币的这四种职能常常是浑然一体的，但也无疑可以分离。

（2）支付手段或交易媒介。作为记账货币的银存在苏美尔的神庙之中，恰如今天世界各国政府和一些国际组织把超过8000吨的黄金存放在纽约曼哈顿岛地下20米深的美联储的地下金库中一样其间还通常会遇到如利益障碍（特权利益阶层的反对、员工担心岗位的安全与变动而带来的障碍）、文化观念障碍、人才障碍、沟通障碍等等。建立一个合适的组织架构是商业银行战略实施和业务有效运转的基本前提。而国有大型商业银行的组织架构是由总行，省分行，地市行，县支行、网点等五个层级组成，在某种程度上，每个层级都是一个责任主体。

1997年开始，德意志银行先后进行了三次较大规模的组织架构调整，成为梳理、发展核心业务的基本保障。如某产品、业务单元不行，就可以直接把这个业务单元卖掉。也就是说，在金融化使财富创造不再是零和博弈、财富分配不再是你死我活的斗争之后，不能再像人类社会货币化之前那样看待收入分配与财富分配，因为现在的收入差距跟之前不是同一回事，不完全可比。

如果没有两次大战的减压，或许中国等金砖四国那时期就能利用差距快速追赶，而不是要等到1980年之后。2008年的金融危机是否过多打击了穷人、帮助了富人呢？从2007年底到2011年的四年危机高峰期，最富10%跟最穷10%的收入比从原来的5.8倍，上升到6.3倍，收入差距恶化了，而两者的资费比从4.3倍下降到3.9倍。贫富差距带来发展动力。《论语》说不患寡而患不均， 不患贫而患不安。

新兴行业也为全球范围内的资源共享、消费均等化，特别是在缩小不同收入人群间的知识与信息鸿沟方面创造了更多的机会和条件。既然天赋能力各异，那么，应该怎样设计制度，才能把少数天才对人类贡献的最大潜力发挥出来，推动人类进步呢？很显然，如果制度的目的是人人收入平等，没有几个天才会有激励发力。

所以，收入集中度的提升跟拼爹时代不是一回事。正如皮克迪教授在书中总结的，在18世纪末人类还处于农业时，土地是财富的主要载体，当时的思想家就担心土地分配差距会使人类走向致命的不平等，均田地总是很有号召力。这些公司的市值显然不是因为它们占土地多少、楼房实物资产多少来定的，而是对这些公司未来无限多年收入预期的货币化结果，是对未来定价的结果，不是基于过去成本投入、土地投入、劳动时间投入的多少而定的。而如果有针对此病毒的医疗保险，那么，全家每年支付三十几元保费就能保全病毒风险，这是富人和穷人都付得起的保费，其好处是把消费跟疾病风险隔离开来。

根据皮克迪教授的估算，在一战之前的1913年，法国最富1%家庭的财富占全社会财富的55%，但经历两次世界大战冲击之后到1947年，他们的财富占比下降到30%，使财富集中度大大下降。腾讯股权、阿里巴巴股权所代表的金融财富不是靠取代或挤压其他财富所得，是中国财富的纯增量。在孔子之后的2000余年，从诗人、词作家、小说家到思想家，关于贫富差距的论述数不胜数，但都是基于生活中的局部观察、感悟而发，不是基于系统的长时段大样本数据，更不是基于严谨的量化分析。在价值的度量衡被信用货币化、财富被金融资本化之后，由于信用货币量、金融资本量不受实物量的制约，社会的金融财富总量是没有上限的(就像从中国金融财富总值在数量级上不断上升中所看到的那样)，每个人可以追求的收入与财富也没有上限，尤其重要的是企业家、创业者所能得到的财富不一定是以挤掉别人的财富为前提，而是纯粹的新创造。

可是，随着货币化、市场化的深化，尤其是工业革命以来的技术变革大大加快货币化和金融化发展之后，过去两个多世纪里，财富分配、收入分配和消费分配三者不再是同一回事，相互间的距离越来越远。可是，过去的土地分配不平等、工业资本分配不平等并没有将人类带向毁灭性革命，资本主义继续调整适应至今。

到今天，皮克迪、斯蒂格利茨不再把注意力放在土地分配，也不把注意力专注于机器设备、厂房等有形工业资本的分配结构上，而是到金融资本上找掘墓人。而之所以是这样，是由于他们把过多的注意力放在财富分配上。

从消费的角度看，不平等的现象没有恶化，反倒在改善。这一状况不是偶然，而是制度设计的必然： 第一，定位于人人机会平等，而不是结果平等。以前我们倾向于接受皮克迪教授的观点，即贫富差距太大会导致社会动荡甚至革命，不患寡但患不均。以前只是有钱人才能用得上的电脑，在竞争带来的价格大跌之后普通人家的子弟也能用得起。第二，旱灾、水灾、地震、战争等天灾人祸会短期冲击收入分配，但会更加广泛、深入地打击财富分配结构，财富越多的家庭受天灾人祸尤其是战争的冲击就越多，因此天灾人祸时常使财富分配和收入分配出现巨大分化。在这个层面，我们或许能清晰看到：19世纪以来最具创新、创业活力的国家不是法国或其他欧洲大陆国家，而是在财富分配更不平等的美国。

可是，最富10%人的消费跟最穷10%人的消费比同期间下降了，2000年时前者的消费为后者的4.2倍，最近下降到3.9倍。IT业的产品在销售到一定的数量、获取必要的收益之后，再免费提供给民众，也是零成本的，等等。

全球绝对贫困人口在减少，人均受教育水平、医疗条件、预期寿命等反映人类发展的重要指标在持续改善。世界正在变得更加不平等吗 收入差距、贫富差距是一个永恒话题。

但在中国，除了宗族血缘网络内的互助救济外，其他民间救济有限，政府福利也缺，因此收入差距更容易变成消费差距，进而更容易激发社会动荡。那样，人的成功不再以货币收入、金钱财富多少体现，而是以赚了多少斤肉、多少斤鱼、多少斤粮食、多少件衣服、多少间房子来衡量。

当然，对于皮克迪说的我们正在倒退回承袭制资本主义年代以及未来世界将进入前所未有的拼爹时代，这一结论值得商榷。一个重要原因可能是，西欧的教会渗透面以及后来的政府福利远大于中国，起到重要的调节风险事件冲击的作用，所以，那些国家的消费分配不完全取决于收入分配和财富分配，尤其是社会底层的消费得到教会和福利补贴较多。我们可能都希望自己像姚明那样打篮球、像爱因斯坦那样做科学、像盖茨那样做电脑，但自己的天赋如何已经是既成现实，无法改变。在笔者1986年刚到美国时，感受最深的事情之一是：在那里，你很难根据一个人的穿着和吃的东西判断他的财富水平，因为不管穷人还是富人，都能有钱买到差不多的基本生活品。

因此，战争等天灾人祸可以重创财富分配和收入分配的相对关系。虽然过去500年国与国间的贫富差距加大很多倍，但是我们不能否认从中国、印度到非洲国家，各国人民的生存状况同期间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善，既走出了野蛮，又比历史上任何时期更好地解决了温饱。

网络医疗的进步，使得以前只有达官贵人才能享受的医学会诊，普通人也能享受。既然这样，皮克迪教授对世界贫富差距会失控恶化的担心是否是多余的？正如库兹涅兹所阐述的，贫富差距的短期恶化或许是特殊发展期的特殊现象。

我们中国人常说财富生不带来，死不带去，财富规模达到一定的水平之后，对财富所有者的生活其实很难有实质影响，但消费是更为直接的，是每个人能感受到的。世界上可以创造的公司数量没有上限，创业者每多创造一个成功的公司就给世界金融财富提供新的增量，所以，过去近200多年里，随着货币化、金融化的深化发展，不仅创新创业者、企业家可以不受限制地发挥他们的天赋潜力，而且人类总财富和收入在不断增加。

这些无疑有利于促进人类的生活水平和发展机会的均等。在皮克迪教授看来，现有的制度只会让富人更富、穷人更穷。到底该如何理解现代经济下的贫富差距？现今的贫富差距有多少是制度所致，多少是现代经济的客观本质所致？世界的未来真的像皮克迪教授所预言的那样？ 我们必须看到，皮克迪教授研究的两个多世纪中，财富分配持续恶化主要发生在两个时段：19世纪后半期到1913年(第一轮全球化)和1980年至今的30余年(第二轮全球化)。腾讯公司只有几栋办公楼，但它的总市值却超过1.1万亿港元。

在20世纪初的欧美，10%最富的人占社会总财富的46%。财富分配、收入分配和消费分配 对于人类来说，财富分配、甚至收入分配本身不是问题的关键，更为关键的是消费分配，因为不管是经济学理论还是现实中，每个人的幸福或效用直接取决于消费，而不是货币收入和财富本身。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前面谈到，只要消费差距不失控、只要社会保障体系让低收入群体能体面生活，富有者的金融财富增多之后更多是一些让人感觉良好的数字而已。如果是这样，那么，世界的财富就会很有限，因为世界的土地量是给定的、有限的。

这两轮全球化不仅都经历了市场地理范围的大规模拓展，而且也都经历了改变人类的技术革命。因此，就有了基于信用货币的现代经济之前人类社会普遍鄙视商业、鄙视创业。